慈善宴來到東方

美國股神巴菲特和全球首富蓋茨，風風火火趕到中國辦一場“慈善晚宴”，卻沒有想到給東方的超級富豪帶來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。

蓋茨夫婦設立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，把580億美元財產全數捐獻，一分一毫也不留給自己子女，並說服巴菲特也將市值370億美元的資產捐獻出來。

不但如此，兩人還成功勸說40多名美國億萬富豪公開認捐他們至少一半的財富。他們要向全世界推廣的“慈善誓言”之行，首站來到中國，卻受到冷遇。

巴蓋兩人首選中國，不去印度或日本，他們大概認為，中國崛起成為經濟超級強國，國“強”當然民“富”，13億人口，街上隨手抓幾個，總會有一個是超級富豪。喜歡就捐，不喜歡就不捐，沒什麼大不了。

想法很單純。難怪有人說，和東方人相比，美國人是不可思議的夢想家。

中國這麼大，當然也有真正的慈善家，對巴蓋的慈善宴欣然赴會，然而，這個慈善宴也令一部分富豪陷入了天人交戰的矛盾情緒。

赴宴怕被勸捐出巨額財產，拒絕赴會，又怕在中國上流社會失去顏面，恐遭人譏諷為富不仁、平日掛在嘴上的仁義道德受到考驗。這種矛盾的心情，非巴蓋這兩位西方富豪所能了解。

研究東亞社會學的美國社會學家彼得．伯杰（Peter Berger）說：“美國文化是非常功利主義的，但若是和東方人比，後者更精明和講實際。美國人容易被同情和各種溫情的呼吁所動搖，但是，你試試去香港為人道主義募集資金，那是非常非常困難的。”

一言道盡東西方社會對“錢”抱持的懸殊態度。

巴蓋興沖沖前往中國，高調地辦慈善宴，向中國富豪廣發英雄帖，便是沒有考量到東西文化對“財富”的迥異看法。

在美國，有錢人多是靠大企業賺大錢，光明磊落，給子女財產是人情，不給是權利；在中國，富人的錢財，除了大部分是靠流血流汗辛苦積攢而來，也有是靠官場貪污歛財或黑道走私搏命累積的。

無論是血汗錢還是黑錢，來之不易，怎會甘心捐獻出去？以中國人傳統的思想，財富必須留給子孫；即使遺產分配不均連累子女到法庭上演鬩牆戰，也比把錢捐給別人甘心。像陳光標那種大聲疾呼：“在巨富中死去是可恥”的人，在東方社會算是異數。

巴蓋兩人的中國之行，是對中國富豪的一次道德與言行的嚴峻考驗和檢視。
(29-9-2010情在人間專欄)

替政客“記賬”

吾友家族三代都從商，華人常說，富不過三代，但他家生意卻是一代比一代做得大；這是因為教育程度提高，後人比先人更幹練了。

朋友從小受祖輩嚴格訓練，13歲當同齡孩子還在泥地上玩滾玻璃球，他已經和祖父端坐櫃台，學習記賬。

記賬是生意人每日必做的功課，把一日的錢銀往來，一清二楚記在賬簿上，方便計算結餘和日後查證。

記賬的習慣，最終將吾友鍛鍊成精明的生意人，錙銖必較，一本萬利。

事實上，除了生意往來需要記賬，日常生活中，如果也能對某些人或某些事，點點滴滴地詳細記錄下來，相信也能幫助我們對一些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。

人是善忘的，政客尤其“善忘”。

他們最會忘記選舉前所許下的“承諾”，無論這些“承諾”大小或輕重。

他們更常忘記，他們曾經無的放矢，瘋子般嘔吐出種族主義的言論，破壞了椰林下阿華和阿里多年和睦的情誼。

政客的善忘，是有選擇性和意圖的。但是，選民的善忘，卻是令人扼腕和感到遺憾的。

無論政客平日表現得如何種族主義，發表的激進言論如何踐踏、傷害某個族群的尊嚴，只要在選舉前夕簽發政治撥款，說說表面又能迎合特定族群的好話，過去的言行舉止，既便煽風點火，曾經興風作浪，令人感到痛恨和厭惡，最終也會船過水無痕一般，在選民的腦海中消失了。

政客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，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另一套，反反覆覆，既愚弄民眾，又將政壇搞得烏煙瘴氣、是非黑白難辨。

大選日期未定，一些政客似已蠢蠢欲動。選民單從他們的一兩句話，就將他們歸類為“好”或“壞”，或對他們針砭褒獎，恐言之過早，只怕到頭來用石頭砸了自己的腳。

選民或應學吾友記賬方式，拿出筆記本，為本身選區的政客或政治人物仔細“記賬”，將他們平日的一言一行記錄下來，無論好壞都給予記分。到大選投票前夕，攤開筆記本，一一為這些政客和政治人物過去一年的表現“算賬”。

如此一來，選民必然能看出政治人物的真偽面目，在投票時作出明智的抉擇，避免讓政客繼續將選民玩弄于股掌間。

(20-9-2010情在人間專欄)

失去味道的美食

港台知名美食作家薛興國3年前出版的《吃一碗文化》，獲得食肆界好評。

薛興國文筆精湛，才華橫溢，喜愛走遍大江南北品嘗各類美食，此書內容不僅介紹多種華人傳統美食，還寫出各類吃喝的掌故和文化背景。大概也只有中華民族的食物，具備悠遠的傳統文化歷史。

可見“吃”除了是生理需求，也是生活的一種文化。

人無論貧富貴賤，皆有本身對美食的要求，富貴人家固然可以餐餐山珍海味，卻不一定能從食物品嘗到生活的甘甜；貧困者若對美食有一定文化認識，即使手捧一碗白粥，也能領悟人生知足常樂的道理。

華人即使文化水平不高，也會對“吃”有一定要求。一些美食中心、餐館或甚至是大樹下的一個小食檔，要是能推出一兩樣特別美味可口或有古早味阿嬤味的食物，很快就會客似雲來，座無虛席。

街頭小食比一般餐館更能吸引食客，除了價格便宜，也多傳統風味的美食供選擇，例如福建麵、肉骨茶、叻沙、咖哩麵等，又如傳統點心如芋頭糕、潮州菜粿或客家算盤子等，都能勾起童年媽媽或阿嬤味道的回憶。

然而，這些傳統美食，已經逐漸浮現失傳或消逝的現象。年輕一代沒有學到祖傳手藝，是傳統美食失傳的主要原因。

另一個因素，則是如印度餐館業協會所揭發、也是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的“鵲巢鳩佔”現象──越來越多外勞成了熟食中心或餐館的廚子或老板。

到美食中心走一趟，十之八九的檔口，從煮炒到捧餐，皆由外勞全包辦。無論是瓦煲飯、皮蛋瘦肉粥，或甚至過橋米線，他們都可以照章翻煮出來。

如果食客對“吃”稍有要求，便會發覺瓦煲飯欠火候、皮蛋瘦肉粥少了薑絲和麻油，而一碗過橋米線浮著一層肥雞油，什麼食慾都沒了，還能想像一位女子每日過小橋為寒窗苦讀的丈夫送米線的掌故麼？

外勞不僅搶了我們的飯碗，也影響我們對“吃”文化的追求，從長遠的角度來看，他們甚至在一點一滴地破壞中華傳統美食的傳承。

據說我國已被外國遊客視為世界頂尖的“美食旅遊”目標。我不知道，我國高級餐館具備哪些獨樹一幟的特色，能在國際“美食旅遊”扮演要角。真正能吸引外國遊客到來尋訪美食的，應是街頭巷尾的各類小食，例如檳城小食。可惜，這些傳統美食的味道和吸引力，已在外勞搶灘下逐漸消逝。

(17-09-2010情在人間專欄）

李光耀與馬哈迪

李光耀與馬哈迪，皆是新馬政壇強人。前者治理新加坡31年，後者掌政馬來西亞22年。

李光耀在1990年交棒，退而不休，繼任內閣資政。馬哈迪2003年突然引退，雖無官職，卻不沉默。

這兩位八十有餘的強勢老人，一言一行仍對社會國家帶來震撼，影響力之深廣，不容小窺。

李光耀當年如何關閉南洋大學、毀華教于一旦，是另一個可寫成沉厚一本書的課題；他晚年如何養生休閒，也只是一般老人興趣的話題；他批評我國政治的言論，盡管讓某些人“暴跳如雷”，但是，他對待多元種族和宗教的態度，卻是我國政壇許多人包括馬哈迪在內，必須學習的典範。

李光耀兩天前接受《紐約時報》專訪，堅稱“其他方面可以放鬆，但種族、語言和宗教都是我們社會根深蒂固的本質問題，一旦有人開始玩弄，或轉向種族政治，這個社會就完了。”

他說：“我們決定不讓多數種族壓迫少數種族…我們要確保無論你的種族、語言或宗教是什麼，都是個平等的公民……”。

可見，新加坡今天的經濟成就，新加坡社會能夠融為一體，並非從天而降。

馬哈迪貴為大馬前首相，退休後卻沒有善用其特殊身份，為促進國民團結貢獻一份力量，相反地，從阿都拉執政時期到首相納吉上任以來，從不放棄對一些政策說三道四，引起輿論，給政府帶來困擾。

馬哈迪最近批評巫統不應該與宣揚種族主義路線的“土著權威組織”切割，認為此舉會導致巫統流失馬來選票，便是一例。

馬哈迪的言論，已經超越一位退休老人因為不甘寂寞而喋喋不休的界線。這7年來，馬哈迪的一言一行，正一步一步地揭露根植在他老人家心中的種族主義思維和理想。

他在土著權威組織的代表大會上，抨擊首相納吉的“一個馬來西亞”治國理念，措詞充滿種族論調，讓過去尊敬他的人民大感失望。

連首相署部長納茲里也忍無可忍，批評馬哈迪退休前後言行不一，可見馬哈迪的鷹派利爪，不僅撕裂種族和睦關係，也抓傷巫統，在黨內留下纍纍傷痕。

一個人無論多強勢，總有退下的時刻。而個人的晚節和情操，高尚或卑微，全憑他處事的智慧。

宋朝韓琦有一句詩說：“莫嫌老圃秋容淡，且看黃花晚節香”。

李光耀和馬哈迪，看似“老圃秋容淡”，但是，誰能留得“黃花晚節香”，大家心中應該早有答案。

(15-9-2010情在人間專欄）

寧是歷史盲，不做叛徒

忘了是哪位作家說過這句話：歷史是人寫的，自然含有個人主觀意見，即使是司馬遷，也不可能做到絕對客觀和公正，因此，歷史永遠是人們懷疑的對象。

我國歷史學者邱家金卻說：聯邦憲法153條款清楚闡明土著享有特權，如果有人質疑土著的特殊地位，便是“歷史盲”。

邱家金是馬來亞大學極少數的華裔教授之一，在校外的言論“擲地有聲”，常惹非議。

2008年，他說：華印裔必須了解本身是少數民族，應該放棄母語教育。

2009年，他說：華小只會栽培“抄襲人才”（copy cat），政府向華小的數理科教學方式取經前，應該三思而後行。

2010年，他說：華人抗拒人口普查不只是語言問題，更大原因是他們懷疑人口普查的目的，擔憂資料被濫用。

現在，他又再指責質疑土著特權者是“歷史盲”。

歷史學者從“歷史”角度看問題，固然無可厚非，但研究歷史的人，也必須放眼環視現實的局勢，在這個全球化時代，更須具備國際觀。

我對歷史沒有深入研究，卻了解歷史是“死”的，而目前在這個社會生活的人，是“活”的；也了解“以史為鑑”的意義。

如果歷史上訂立的條規是謬誤的，活著的人難道就不能質疑、檢討和修正嗎？

50年前訂立的憲法條款，若有瑕疵或謬誤，難道不能提出討論，爭取匡正的機會嗎？

社會的改革、人類文明的進步，不都是以史為鑑，從錯誤汲取教訓，一步一步走來？

修改憲法能不能獲得國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和國家元首的同意，那是另一回事，但在文明社會、民主國家里，民眾對不公平法令提出意見的自由和權利，卻不容扼殺。

先輩當年會在聯邦憲法下給予馬來人特殊地位，那是那個時代的需要。

今天，當華印裔的第二、第三代已在本地土生土長，當全體馬來西亞人都面對全球的競爭力，當特權變成一個民族甚至國家進步的絆腳石時，質疑、檢討和糾正憲法的謬誤條款，則是這個時代的需要。

從歷史故事，我們警悟：一個不能為本身民族感到驕傲的人，焉能在其他種族面前，挺起腰骨做個頂天立地的人？

若質疑土著特權就是“歷史盲”，相信華印裔社會有無數人會和我一樣，寧做“歷史盲”，也不做民族叛徒。

“肯定”而“不承認”?

“一個馬來西亞，帶動國家轉型”的口號，在武吉加里爾布特拉體育館響徹雲霄之際，來自全國的50名獨中優秀生，從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（1MDB）接領225萬令吉獎勵金。每名優秀生可獲得4萬5千令吉，分3年領取。

獨中生獲得當局頒發獎勵金，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的第一次，難怪有學生接到通知還以為是有人惡作劇；對向來被邊緣化的獨中生而言，獲得政府頒發獎勵金，是極大的驚喜，也是大大的意外。

獨立53年，政府才想到給獨中生獎勵，雖然來得晚，總算是向前踏出了一小步。

正如馬華總會長蔡細歷所言，政府此舉是“肯定”獨中多年來對培育國家人才的貢獻。但是，如果說這是獨中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卻未必如此。

獎勵金固然優渥，卻是由“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
”所頒發，並非由教育部或高教部直接發出，這意味著獨中在政府眼中，依舊是“妾身未明”。

政府若真有誠意“肯定”獨中的貢獻，想留住獨中的優秀人才，為何不能直接通過教育部或高教部頒發獎勵金？

獨中生的優異表現，不僅得到世界多所著名大學所“肯定”，統考文憑也受到承認。

例如，台灣教育部重視統考文憑，獨中生凡在華文、英文、數學、科學和化學考A1，就可以直接獲得每年3萬令吉的菁英獎學金，成績保持優異，每年可領獎學金直到畢業為止，連內部審核都免了。

獨中生持統考文憑，也可直接進入澳洲多所著名大學就讀一年級，也不必入學試和面試。

我們的政府，對自己國民靠本身族群努力掙來的成績，只能停留在“肯定”的階段，口惠而實不至。

給獨中生的獎勵金要繞一個大圈，通過一間公司頒發；允許獨中生進入師訓，卻又堅持以SPM文憑申請；獨中生申請高教基金貸款，也設下諸多條件，政府兜兜轉轉，反反覆覆，意向卻非常明確，就是“不願意承認統考文憑”。

既“肯定”獨中的貢獻，又不能“承認統考文憑”，豈不矛盾又荒謬？

獨立53年，政府對華文教育的態度並沒有改變，看來不僅“承認統考文憑”的夢想，還很遙遠，貫徹一個馬來西亞精神的理想，同樣渺茫。
(2-9-2010情在人間專欄）